中國古代文化發展有兩個高潮時期。第一個高潮在春秋戰國時期，持續時間約三百年，第二個高潮在隋唐時期，持續時間約二百年。

春秋戰國時期所以出現文化高潮，開展了豐富多彩的百家爭鳴的局面，主要原因是奴隸制解體，出現了新的生產關系。還有一個必要條件，即當時諸侯國之間交往頻繁。這些交往包括政治的、經濟的、文化的、軍事的(通過戰爭)。頻繁的交往，促進了文化的發展。古代交通閉塞，受自然地理條件限制較大。當時文化形成四個大的文化區域：鄒魯文化、燕齊文化、三晉文化、荊楚文化。鄒魯文化保持著周公以來的文化傳統，維護宗法制度，嚴格等級秩序，尊重傳統貴族的特權，以孔、孟儒家為代表。燕齊文化以山東半島及渤海沿岸為基地，流行神仙方士、陰陽五行學說，以管仲學派、稷下學派為代表，后來發展為陰陽家。三晉處四戰之地，社會環境迫使其注重耕戰，提倡法治，打擊舊貴族的特權，尚軍功，重爵祿。多年的民族戰爭與國家之間的戰爭攻伐，鍛煉出一批人才，如商鞅、申不害、吳起、韓非等法家是三晉文化思想的代表。荊楚文化在江淮一帶有深遠的傳統，歌頌自然而輕視世俗政治與法制，老莊、屈原思想是荊楚文化的代表。秦漢統一全國，四個地區的文化互相影響，發生了更多的交流，產生了漢代文化。

　　第二個文化高潮出現在隋唐時期(公元7—8世紀)。隋唐政權結束了近四百年長期南北分裂的局面，建立了強大有效的中央政府，經濟繁榮，政治穩定，對內執行各民族平等的政策，對外開放，保持陸地及海上的國際通道的暢通，從而給中外文化交流創造了必要條件。以中華文化為主體，吸收改造了外來文化，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，使中國文化精華部分(哲學)提高到一個新的認識層次。禪宗的形成與發展，體現了中國文化發展的第二次高潮。(哲學作為文化的精華部分，禪宗哲學對后來的理學起了決定性的影響。)

一佛教傳入中國以后，隨著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變化，也改變著它的說教形式和學說內容，以求適應中國的環境。這種變化，主要表現在兩方面，即政治上的適應和理論上的適應。

　　第一，政治上，佛教主動協助維護中國傳統的封建宗法制度，鞏固綱常名教體系。如沙門禮敬王者，沙門拜父母，僧人遵守世俗法律的管制等等。這些事實，都說明中國佛教已不同于印度佛教。(唐朝義凈在印度留學二十多年，深感中國佛教改變了印度佛教，對此很不滿意，表示遺憾和惋惜。)中國歷代反對佛教的人士指摘佛教違背了忠孝原則。佛教徒為自己辯護，一再申明，佛教的主張不但沒有背離“三綱”的原則，相反，出家修道，倒是大忠大孝，可補世俗教化所不及。

　　第二，在思想理論上，佛教哲學理論力圖與中國當時社會思潮相適應，按照中國哲學發展的道路前進。佛教義學(宗教理論)成為中國哲學的一部分。中國哲學的許多顯著的歷史特征，在佛教理論中也有所反映。

　　佛教傳入中國在兩漢之際，但取得較大發展則是在三國魏晉時期。魏晉時期中國哲學界討論的中心議題為本末、有無等思辨性很強的玄學。這一時期佛教理論界所討論的是般若空的概念，出現了“六家七宗”。“六家七宗”是用佛教術語來闡發玄學關心的本末、有無問題。六家七宗的思想體系是玄學化了的佛教哲學。當時哲學理論界與佛教理論界所討論的，都屬于哲學本體論范圍。

　　哲學思辨不斷發展，中國哲學界逐步由本體論進人心性論。佛教理論的重心已由般若學的本體論轉入涅般木學的心性論，開展佛性問題的探討。佛性論的實質即心性論，佛性問題即心性問題。南北朝時期的佛教理論界，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佛性論。

　　南北朝到隋唐，繼魏晉玄學之后，中國哲學發展史又上了一個臺階，由本體論進人心性論，佛性論由中國哲學史中一個支流上升為主流，在隋唐時期它已發展為完整的心性論，從而把中國哲學的發展向前推進了一大步。

二

　　禪宗，不同于佛教的禪法。禪法是佛教的基本訓練的一門學問，從小乘“安般守意”到大乘禪法，有它的體系。本文所講的“禪宗”，特指隋唐時期佛教的一個宗派。禪宗在中國佛教史上獨樹一幟，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。

　　禪宗的興盛，是佛教其他宗派衰落后的產物。隋唐盛世，佛教經學(佛教經學與儒教經學、道教經學，三教鼎立)曾協和王化，是維護中央政權，傳播封建綱常名教的思想工具之一。唐中期以后，中央政府失去控制全國的絕對權力，地方勢力日趨獨立，分散割據的形勢越來越發展，直到唐王朝滅亡。佛教寺院經濟遭到破壞，國家財政支絀，收入減少，推行兩稅法以后，寺院也要納租稅，出家人不再享有免役逃稅的特權。僧眾人口大大減少。(北朝時，北魏僧尼二百萬，北齊三百萬，北周也達二百萬。唐武宗滅佛，僧尼還俗為二十六萬。唐代戶口比北魏多，而僧人少，原因之一是推行寺院納稅政策的結果。參見《魏書．釋老志》  及《佛祖統紀》卷三十八。)唐中期以后，寺院經濟衰落，其他宗派，講章句之學的都衰落了，只有禪宗得到發展。據記載，禪宗為了自身的發展，制定了自給自足的僧規，不再依靠寺院莊園剝削收入，爭取到生存的主動權。禪宗名僧懷海(749—814)制定《百丈清規》，改制詳情已不能完全考見，從北宋楊億為重修《百丈清規》(《古清規》)作的《序》中還可以略窺禪宗改革寺院制度的一些措施。禪宗僧徒靠勞作過日，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。它把中國古代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，緊密地結合到僧眾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上來。這一變革與中國的封建社會的結構得到進一步的協調，從而獲得生命力。